我在青壮年时期当过二十年“运动员”，每次政治运动都要“运动”我一番。

在这二十年里，打倒了爬起来，再打倒再爬起来，曾两次被开除党籍。话还要重头说起。

1957年反右斗争时期，我是所在单位的财务科长。党委给我的任务是，要在财务科抓出5个右派来（已有内定名单）。当时我想：这几个人都是在工作上有一定贡献的业务骨干，尽管他们有这样、那样的毛病，但绝算不上反党、反社会主义分子。他们都去当右派，财务科的活谁来干呀。在这种傻乎乎的思想支配下，我的行动就不 那么积极，也就没有完成组织上交给的任务。

两年之后，在1959年庐山会议后的拔白旗运动中，清算我反右斗争的老帐。清算来，清算去，在财务科清算出一个反党籍团来。原来拟抓的几个人都是反党籍团的成员，而我是反党籍团的头子。当上了坏头头，当然要清除出党了。在开除我党籍的那次支部大会上，机关支部的几十名党员都参加了（在那样的年代，开那样严肃的会，谁敢不来呀）。会上先公布我的“罪行”，然后讨论我的党籍问题。在举手表决的时候，我扫视了一下会场，发现只有一个人双臂下垂。在支部书记征求不同意见的时候，这个人把他那重于泰山的手举起来了。他说：“ZYR同志的问题算不上敌我矛盾，应该留在党内进行教育，我不同意开除他的党籍”。他就是我们公司的副经理Ｇ君。我们之间除上下级的关系之外，没又任何私人交往。就是这位平时和我相处得平淡如水的领导同志，在我身处绝境的时候，能够勇敢地向我伸出挽救之手，无疑是我的好朋友。

尽管他这只手没救了我的“命”，但他显露出来的浩然正气、侠肝义胆的人格魅力，却深深地铭刻在我的心坎上。

知恩应该图报，我总想找机会向他有所表示、有所回报。可是我当时已被划入‘另册’，一个阶级敌人怎么能和革命干部有人情往来呢？

1979年给我彻底平反，我有了回报的条件，但时光已经流逝了二十个春秋，我的这位好朋友早已不在人世了。在平反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，我都处于痛失良友，知恩难报的痛苦之中。为了告慰朋友的在天之灵，我誓以朋友的高尚品德为榜样，来走我剩余的人生之路，这就是老老实实、清清白白、堂堂正正地做人，无畏无惧地坚持真理。